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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还能通过“造神”获得精神力量吗?
来源:新浪    作者:公方彬    发布:2017-04-07 06:10

当下中国不可能再进行“造神”,要获得精神力量,只能另辟蹊径

  文/新浪专栏 观察家 公方彬

  围绕毛泽东,有两个焦点和热点问题:一是毛泽东为什么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,并且搞了个阶级斗争为纲?二是为什么中国乃至世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不同程度的“造神”运动?弄清两个问题的缘由和本质,既有深刻的历史意义,更有强烈的现实意义。

  有人认为毛泽东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,搞阶级斗争为纲,是为了清除异己。有没有这方面的原因?依照传统思维和价值系统,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党,革命家都是“特殊材料制成的人”,他们为着信仰信念而来,没有私利,因而不存在权力斗争,只有围绕终极目的和人民利益而进行的“路线斗争”。依据政治学原理,任何政治集团都是为利益而来,只要集团或个体有具体利益,就必然围绕利益进行权力斗争。

  或许我们必须承认,革命家有神圣的一面,更多还是人性的一面,并且与普通人无二,这就意味着很多斗争就是权力斗争。即便我们认同“文革”及其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存在权力斗争,但更应看到深层的超越权力斗争的部分,正是超越部分决定了发生的必然性和规律性。

  那么,这个超越之处是什么?是共产党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之源。共产党的精神力量来自哪里?革命阶段主要来自阶级斗争。我们知道,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。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发现是“唯物主义历史观”和“剩余价值理论”,用恩格斯观点就是,“两大发现”使“社会主义变成科学”。剩余价值理论内含阶级关系、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,因此有了通过暴力革命实现政治目的的逻辑。简言之,共产党从革命那一天起,阶级基础与精神力量都源自阶级斗争。有斗争就能激发精神力量,阶级斗争越激烈,精神力量就越大。

  这种逻辑支持了国际共运走向高潮,同时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走向胜利。这里提出革命和斗争的逻辑,同时还要指出,这一逻辑有时代性和历史局限性。对此可以作出具体分析,井冈山时期,毛泽东对阶级的认识很符合历史发展规律,他为红军将领王尔琢撰写的挽联下联:“生为阶级,死为阶级,阶级念如何,得到胜利始方休。”可以将此联解读为:你为阶级斗争而来,为阶级斗争牺牲,阶级斗争本身如何呢?革命胜利后就不是主要矛盾,并且逐步淡出(“阶级斗争熄灭论”被批判过,追溯发现,符合毛泽东思想)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毛泽东秉承的也是这一理念和逻辑。他提议成立政协,把各种政治力量都吸纳到政协中来参政议政,包括中央政府也吸收了许多民主人士其中,比如,水利部长是傅作义。正是理论和实践上的自我超越,让全国人民再次认识了共产党的博大与高尚。全国一片欢腾,以至于胡风喊出:“时间开始了!”这等于说,此前中国处于迷失中,是毛泽东开启新纪元,就如同耶稣开启世界的新纪元一样伟大。如此大好形势下,毛泽东所以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,搞“阶级斗争为纲”,主要是担心党在和平环境下会“变修”,同时担心失去敌人会导致精神虚无。所以,他不得不寻找敌人来应对新挑战,结果就是“继续革命”和“阶级斗争”。

  再看“造神”运动,其实与此相类似。回顾国际共运史,我们不难发现,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“造神”现象,包括斯大林、毛泽东、铁托、齐奥塞斯库、波尔布特……等等。所以如此,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存在人格和品德问题,主要原因有三点: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产生于革命斗争。只要革命,就会有牺牲,有牺牲便生成神圣。西方国家领导人一般不会这样,因为他们走的是议会道路,其最大特点是“平衡、妥协、寻找最大公约数”,如此产生出来的领导人自然不存在神圣性(也有文化传统的原因)。二是领导革命的领导人一般有伟大功绩。比如斯大林领导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,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。三是精神大厦建构的内在要求,这一点带有根本性。比较一个中国(包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)与西方乃至世界大多数国家,最大的区别在精神世界,西方国家的精神世界非政党建构,而是由宗教支撑。社会主义中国和曾经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,都依照“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”的马克思主义原理,在革命开展之初,就努力摧垮宗教信仰,以保证群众跳出“宿命观”追随革命。摧垮了宗教信仰的同时建构起共产主义信仰,既然都是信仰,就一定拥有相同规律——偶像。基督教的偶像是上帝,佛教的偶像是如来,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信徒,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,还包括本国领袖,非此无法构成精神大厦。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皆出现“造神”的根由——精神需要。包括中国历史上的孔子“孔圣人”、关羽“关帝”,也是因此而一步步走上神坛。

  上述分析说明,“文化大革命”与“阶级斗争为纲”,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“造神”运动,都有其内在逻辑,及其特定历史阶段的必要性和必然性。既然如此,是否将此复制于当下?不能。革命阶段的规律注定无法应用于执政阶段,或者说一种政治生态下的逻辑,注定不能移植于另一种政治生态。在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当下,人要成为“神”,无法解决神秘感,没有神秘感也就无法神圣化。再伟大的人在妻子面前都很难伟大,因为缺少必要距离和神秘。

  所以,当下中国不可能再进行“造神”,要获得精神力量,只能另辟蹊径。这大概是“新常态”下实行“四个全面”治国理念的深层原因。是习近平一再强调新观念、新思维,强调以创新求突破的深层原因。

  可以肯定,我们到了政治观必须突破的时候了。

  原标题:“文革”与“造神”发生的逻辑和根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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